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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讨价还价中军事信号的束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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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bigail S. Post，匹兹堡大学助理研究员；Todd S. Sechser，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来源：Abigail S. Post and Todd S. Sechser, “Hand-Tying through Military Signals in Crisis Bargai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2, 2024.
导读
危机讨价还价理论表明，昂贵信号可以提高强制威胁的可信度。包括军事演习、武装动员、军事装备部署等形式在内的军事信号被看作是一种昂贵信号，可以表明决心，增加威胁成功的可能性。但关于军事信号的起效机制，学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军事信号会改变领导人的政治动机，从而抑制其退缩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某些军事信号可能会通过改变力量平衡来产生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在强制威胁的成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使用来自军事化强制威胁（MCT）数据集的数据来检验不同的理论逻辑。结果表明：军事信号的确增加了强制威胁的有效性，但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军事动员对于成功实现强制威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政体类型对于军事信号的起效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做出了两个关键贡献：一是它提供了系统性的证据，证明危机期间的军事信号对于提高威胁有效性的正向作用；二是它回应了理论争论，揭示了军事信号起效的更主要机制是通过改变军事力量的平衡。本文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理性主义路径的昂贵信号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军事信号起效机制的争论
在应对军事危机中，国家常常使用强制威胁这一手段，试图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实现其政治目标。而在强制威胁中，以军事动员和展示武力为代表的军事信号被认为可以有效提升威胁的可信度。然而，围绕军事信号如何提高威胁的可信度，既有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逻辑。
政治束手逻辑。此种逻辑聚焦国内政治过程，认为军事信号会使得政治领导人承担巨大且昂贵的观众成本。公开作出承诺的领导人考虑到违约可能遭受的事后“惩罚”，便不会轻易违背诺言。基于这种逻辑，一方面威胁的可信度得到了增强，另一方面领导人也不会轻易违背承诺，甚至存在升级危机的可能，因此强制威胁更有可能成功。
军事束手逻辑。此种逻辑聚焦力量对比与预期效用，更多关注军事动员这类行动的信号，认为军事动员改变了双方关于实力对比的感知，不仅展示了强大的决心，也增加了战争获胜的可能性。这就降低了对手的预期效用，使得强制威胁更有可能成功。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政治束手逻辑，军事信号通过制造政治成本来起效。如果领导人公开威胁后却不履行承诺，那么他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根据该理论，军事信号相当于愿意承担战争的公开承诺。无论是武力展示抑或是军事动员，都会向对手传递坚定的决心。据此，作者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军事信号，包括武力展示和军事动员，都提高了强制威胁的有效性。
根据军事束手逻辑，与公开展示既有武力相比，实际动员或者部署军事装备可能产生更剧烈的影响。这类军事信号不仅展示了武力，还在以前不存在军事优势的地方创造了优势。这既增强了威胁的意愿，又增强了威胁的有效性。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只有采取实际行动的军事动员信号才能提高强制威胁的有效性。
既有研究表明，政体类型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军事信号的起效。某些政体类型可能在产生国内观众成本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它们也能在危机中更可信地表达其决心。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三个研究假设。
H3：更易产生观众成本的政体发出的威胁相较于其它政体发出的威胁更为有效。
二、方法与数据
为评估这些假设，本文采用了基于对危机进行直接评估的Militarized Compellent Threat(MCT)数据库。该数据集包含有关1918年至2001年间发出的210次“强制”威胁的信息。
本文的因变量是强制威胁的成功/失败。根据MCT的编码规则，成功的威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目标自愿服从威胁发出方的要求，二是威胁发出方不参与造成目标超过 100 人死亡的军事行动。
本文选取的自变量是军事信号和政体类型。对于军事信号，作者根据是否改变力量对比，区分出“军事动员”和“展示武力”两个变量。对于政体类型，作者使用21分制的Polity量表测量绝对值，16分及以上的编入民主政体；使用Glepi和Griesdorf的指标衡量民主优势；使用Weeks的二分法编码区分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政权。此外，作者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可能影响威胁成败的其他因素，如实力对比、危机类型、领导人立场与地理邻近性。
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Logit回归来检验研究假设。第一组（表1）考察了军事信号类型与强制威胁有效性的关系。如果军事束手逻辑是更主要的，那么只有改变地方军事力量平衡的军事动员信号才能提高威胁的有效性；如果政治束手逻辑是更主要的，那么单纯的展示武力的信号也可以实现成功的强制威胁。
模型1、2的结果表明：军事信号确实对强制威胁的成功有很强的积极影响；比较模型3、4，可以发现军事动员对于威胁成功的效果更显著，更具统计学意义。
表 1 Logit对于强制威胁成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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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作者考察了军事信号对强制威胁成功的边际效应（图1），发现改变力量对比的军事动员对威胁成功的边际效应（37%）约是武力展示影响（6%）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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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军事信号对强制威胁成功的边际效应（95%置信区间）
第二组（表2）检验的六个模型分别检验了不同政体类型与军事信号在强制威胁中的交互作用。
在模型5中，无论是民主政体项还是非民主政体与军事信号的交互项在统计学意义上都不显著。这说明军事信号的起效与是否为民主政体关联不强。模型6进一步考察了民主的相对优势对威胁成功的影响，结果是更具民主优势也不会是强制威胁更为有效。
考虑到民主-非民主分类的局限性，模型7根据既有研究进而关注个人主义-非个人主义政权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武力展示的情况下，此种政体类型的变量接近统计显著水平。这与政治束手逻辑的预期并不一致。
模型8检验军事信号类型与民主政体的威胁发出者的交互作用，以检验民主国家在发出此类信号时具有优势的假设。但结果显示展示武力的变量仍然没有达到95%的统计显著性，而军事动员的变量却达到了95%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军事资产的移动是比使用军事示威更有效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意图。
模型9纳入了民主优势项后再次进行分析，但结果仍更表明军事动员对于威胁成功发挥了更大作用。模型10纳入非个人主义政体项后，结果仍然显示军事动员信号的起效似乎不受政体类型的影响。
表 2 Logit基于政体类型对强制威胁成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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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政体类型对强制威胁成功的边际效应（图2），可以看到在各种条件下强制威胁成功的预测概率。总体来说，分析结果拒绝了H3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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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政体类型对强制威胁成功的边际效应（95%置信区间）
结论与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信号的重要性，并且一般也认为沉没成本是相对于观众成本更加昂贵的信号，但数据的局限性往往迫使实证研究只能依靠信号的间接测量来证明危机中信号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直接评估有关军事信号的数据，得出了三个结论，推动理性主义路径昂贵信号研究的深入：
（1）军事信号确实有助于各国成功实现威胁。
（2）改变地方力量对比的军事动员比象征性的展示武力对威胁结果的影响要大得多。
（3）军事信号的影响并没有因政权类型的不同而显著不同。
总体而言，最后的结果支持了军事束手逻辑，而不是政治束手逻辑，即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军事动员对于成功实现强制威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作者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未来可以继续探索军事信号成败的条件。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这样的研究将更具现实意义。除此之外，改变当地军事力量平衡的军事动员在危机升级后究竟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威胁失败的后果也同样值得关注。
词汇积累
coercive threat
强制威胁
expected utility
预期效用
sunk-costs
沉没成本
译者：饶趋，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韩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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